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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国家和地区组织通报疫情

发布时间:2021-01-23 07:10  作者:鸭脖官网

  暴发于2019—2020年岁末年初的新冠疫情,对全球化与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建设带来前所未有的严重冲击。多家国际权威机构均预测,2020年世界经济将出现“二战”以来最大降幅。除经济冲击外,新冠疫情还将对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等领域产生深远影响,美国外交家亨利·基辛格断言,“新冠肺炎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影响?除了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性是“百年一遇”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发生于百年未有大变局之下,与诸多推进历史转换的因素出现叠加。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我国应坚持科学应对、以近鉴远。

  新冠肺炎作为一种典型的传染疾病,传播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破坏力大,又发生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其疫情被赋予了更多复杂属性。

  中国是第一个通报发生新冠肺炎疫情的国家,发现城市又是中科院病毒研究所所在地,在中美战略博弈的背景之下,就产生各种揣测,一些国外媒体攻击中国疫情防控不透明,甚至怀疑病毒来源于实验室泄露。中国也有观点认为,新冠肺炎早已在美国流行,并由参与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的美国运动员带入武汉。新冠肺炎流行伊始,就因中美之间缺乏互信而被政治化。

  西方疫情暴发后,中国积极向外提供了口罩、呼吸机等大批医疗物质,这一行为被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福布斯》双周刊、法国《世界报》《费加罗报》等媒体污蔑为“口罩外交”,指责中国用此方式宣传自身制度优势,拉拢分化西方国家,乘人之危提升地缘政治影响力,政治化的程度加深。

  新冠肺炎直接影响人员流动、接触、聚集,对生产、生活、流动、消费、商业均产生直接冲击。政府为防控病毒传播采取的封锁隔离措施在短期内将“冻结”经济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戈皮纳特称,“新冠疫情令各国封锁经济,这帮助抑制了病毒,挽救了生命,但引发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该组织于2020年6月份发布的全球经济前景预期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将导致全球经济损失12万亿美元,世界各国面临陷入严重经济衰退的风险,2020年全球16个主要经济体预测增长率除中国外均是负增长。WTO经济学家称,服务贸易受影响更大,在新冠肺炎流行期间,全球服务贸易大概要降低27%左右。

  另一方面,也有经济学家肯定了采取防疫措施对经济复苏的促进作用,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弗朗切斯科·格里戈里和达米亚诺·桑德里指出:“应对健康上的风险是实现强劲而持续的经济复苏的先决条件。”他们表示,戴口罩、扩大测试范围和追踪接触者等政策的实行皆可降低经济成本,加快经济复苏。

  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新冠肺炎传染威胁和各国政府疫情防控采取的限制措施,使全球约2.2亿人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实际上远超此规模),进而加重其他问题。比如2019年已有6.9亿人面临粮食短缺,2020年受疫情影响,遭受饥饿的人口还可能大幅增加。新冠疫情大流行造成教育预算大幅缩减、贫困加剧以及全球范围内人道主义行动困难,将使众多贫困人口生活雪上加霜,导致更多的失业辍学和营养不良。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到2020年年底,至少970万儿童永远辍学,还有数百万儿童中断学业。

  新冠疫情引发了各国各界对安全问题更多的考虑。如在医疗科技方面,动摇了民众对现代医疗技术水平的信心,当人类面对严重传染疾病、尤其是来自微生物世界威胁时,仍存在诸多未知因素,表现出应对乏力,只能眼看着造成重大灾难。超越卫生领域之外,各国进一步体验到“全球化”这把“双刃剑”的负面影响,认识到人员跨境大规模流动带来疾病迅速广泛传播的风险,产业链、供应链跨国合作不能只考虑经济效率,还需考虑其局部环节停摆、断裂造成的安全影响,尤其是卫生医疗设备等涉及公共安全、国家安全的产业更应走向本地化或短链化。

  新冠肺炎流行被比喻成对世界各国的一场大考,包括疫情防控、社会秩序管理和经济的复工复产等方面,涉及对政府权威性、公信力、财力、运营模式、可采取的措施手段及资源调配能力等方面的检视。政治家、学者和民众在关注世界各国疫情流行态势的同时,也在广泛讨论各国政府采取措施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并上升到制度优劣比较的高度。截至目前,强政府的表现总体优于弱政府,因此有不少学者认为,经历此次疫情,将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到制度变革,强政府的欢迎度将进一步提升,个人向集体和国家的权利让渡会进一步加大。

  新冠肺炎暴发伊始,关于饮食文化习惯的讨论泛滥于网络,主要是针对食用野生动物的批评,指责一些人因贪一时口舌之欲,而感染病毒、引祸上身,并传染给他人。随着疫情在西方国家暴发蔓延,又开始了有关集体主义和个人自由之间孰优孰劣的争论,并影响到各国防疫策略和措施的评价,比如强制“戴口罩”还是尊重个体自由,是开展“群体防疫”还是等待“群体免疫”,是保持开放的联合防控还是隔绝于外的封闭边境,这些选择都与文化价值观密切相关。民族主义抬头,会增强对与自身文化不太相符的他国经验的反感和排斥,遭遇冲击后,又不得不做出反思和调整。

  百年一遇的新冠疫情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在一起,被赋予了诸多属性,疫情最终将平息,但其对全球化及国际经济格局的影响将是长期的、深远的。

  “二战”后的全球化,随着国际贸易投资机构机制——关贸总协定签署和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建立,进入快速发展轨道。从1948年到2008年,全球货物贸易额增长了近275倍,平均增长率达到9.8%。1980年至2007年,全球跨境直接投资存量增长了近25倍,平均增长率达到12.8%。全球化成了令各方兴奋的概念,尽是褒誉之辞,并形成主流共识:通过人员顺畅往来、货物自由贸易和资金便捷跨境流动,可以实现大范围内资源要素有效配置和供求高效对接,各国可以通过优势互补,做大做好全球经济“蛋糕”,提高人民福祉。

  2008年一场国际金融危机,曾经主导全球化进程的发达国家开始反对全球化,它们认为,产业外迁导致的产业空心化使其经济失去了承载和韧性,故而提出 “再工业化”战略。另一方面,依赖能源矿产等初级生产要素的发展中国家多被锁定在国际分工的低端,经济下行使其更深刻地认识到“资源赌咒”的危害,增强了其保护国内市场、发展民族工业的动机。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开始大范围抬头,国际贸易和跨境投资都出现放缓态势。2008年至2019年,全球货物贸易年均增长仅为1.5%;2007年至2019年,跨境直接投资年均增速也降至6.1%,均大大低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的水平。

  如果说,2008年一场大规模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还在踯躅前行,那么今天所处的境况,即使对于乐观的经济学家也难表现出足够信心。2020年年初突发的新冠肺炎传染疾病,不是亚马孙河一只扇动翅膀的蝴蝶,而是微生物界向人类发起的一场重大挑战,对全球化的冲击范围远远超过“蝴蝶效应”引发的局部龙卷风,影响程度也远远超过“雪上加霜”形容的程度。截至2020年10月29日21时,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已达4400.2万人,超过116.7万人因此失去了生命,目前还保持着每天44.2万人的新增速度。要知道,这是世界卫生组织不断警示风险、各国严控的情况下发生的。

  疫情重灾之下,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多了一层厚厚的掩护,打着维护公共卫生安全的旗号,一国可以肆无忌惮地采取边境和边境后措施,限制人员、货物流动,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自由贸易协定也无能为力。全球化再次遭遇逆流漩涡,向前还是向后?不是猜谜游戏,而是决定着世界经济的未来和人类的前途命运。

  新冠疫情已成为21世纪第一位的重大事件,影响远超2003年的“非典”、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破产和2009年甲H1N1流行等。世界银行6月8日发布的2020年《全球经济展望》预计全球经济在今年收缩5.2%。WTO10月6日更新上调其此前预测,预计2020年全球货物贸易量仍会下降9.2%。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6月16日发布的预测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直接投资较2019年下滑最多可达40%。

  新冠肺炎流行造成重大经济后果,还深刻影响着国际政治格局、世界经济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斯蒂芬·沃尔特教授认为,疫情将留下一个开放、繁荣与自由皆倒退的世界;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罗宾·尼布雷特认为这是经济全球化的终点。他们的逻辑是,在一国之内,新冠疫情将强化国家权力、加强民族主义,也会得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甚至期待政府采取更多的管制措施。疫情过后,政府不会愿意放弃这些新获得的权力,我国学者北京大学教授陈玉宇也认为,疫情后强政府与大社会理念将在全球兴起。

  强政府和民族主义相互促进,将进一步加剧国家战略的政治化。以政治集团利益为导向的国际关系将变得更加复杂,存在向“二战”前国际关系回归的危险。疫情发生后,世界上两个最为主要的经济大国美中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摩擦冲突领域加速向政治领域拓展,上升到意识形态对错、国家制度优劣的高度。贸易投资由争执的本体转化为附从,成为国家施压遏制和对抗反制的经济工具,从政府到民间裂痕不断加大,两国关系日益紧张,因误判而失控的风险显著上升,国际社会关于中美关系的讨论由“贸易摩擦”升级到“新冷战”再延续到当前发生热战的可能性,反映出中美关系存在的脆弱性和面临的危险性。基于中美大国关系变化,其他国家也在相应调整己国战略。大小国家相互影响,国际政治格局出现“意识形态阵营化”的苗头,世界国际关系变得更加敏感复杂,未来不确定性和全球不稳定性上升。

  毋庸置疑,我们面临一个错综复杂、充满挑战的世界。一方面需要共同应对的领域和问题不断增多,除应对传染疾病之外,还有气候变暖、自然灾害、核意外泄漏、金融动荡、全球减贫等议题需要共同努力。另一方面却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走向封闭、民族趋于排他、文明愈加冲突,多数国家提供全球治理公共物品的积极性下降。联合国、WTO、WHO等国际组织权威性受到大国挑战,其协调组织能力和约束力削弱,面临这些问题束手无策。

  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大多数瘟疫并没有终结甚至缓解大国竞争,更不用说推进全球合作。当前的疫情,发生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附着了太多东西,更不能期求国家层面开展广泛深入的合作。在这场席卷全球的疫情发生之前,一些国家已在夸大全球化带来的负面作用,着手推动“退群”“脱钩”或“去中国化”,新冠疫情使相关国家更深刻地体会到产业外部依赖的被动和痛楚,选择“自立自强”的动机增强。对于国家而言,以经济效率效益为目标的全球化依然重要,但当与经济安全、国家安全相冲突时,让位于“国产化”“本地化”及“盟友化”的概率大幅上升。

  虽然面临诸多阻力和挑战,全球化因此逆转的可能性甚微。历史上不乏大国竞争、冷战热战,也不乏瘟疫流行,短期内可能疏远国家之间的关系,但最终都未阻挡住全球化前行的步伐。当前依然存在诸多支持全球化的积极因素。

  一是存在推进国际合作的强大动机。各国资源不同、能力不同,通过全球化可优势互补、互通有无,通过市场融合、生产协作,可促进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合作有利于做大“蛋糕”,交易有利于改善福利,尤其是对于国土狭小或资源单一的国家,全球化更是其生存发展的重要依赖。即使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贸易也未曾中断,战后还出现了快速的增长,1950—1973年期间,国际贸易额从603亿美元增至5740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10.3%,超过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2003年“非典”疫情并没有阻挡住世界货物贸易的强势增长,当年世界货物出口增速为16.8%,是2002年增速4.9%的3倍还多。也未造成明显的后续影响,2004年货物贸易增速进一步上升到21.5%。

  二是深度交融的产业联系。今天,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线,从产品设计、制造、运输、装配、销售均实现高水平的国际化,往往不是在一国完成,而是“世界制造”。根据WTO发布的《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9年)》,2015年美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外部增加值在总出口中的比重)为31.7,其中前向参与度指数(国内增加值去往第三国)为22.2,后向参与度指数(出口中的外国增加值含量)为9.5;中国参与度指数为34.9,其中前后向参与度指数分别为17.5和17.3;德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高达42.9,前后参与度指数分别为21.9和21.0;越南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更高,高达55.6,并且前后向参与度指数差别较大,后向参与度指数为44.5,是其前向参与度指数的4倍。可见,无论是工业体系发达完备的国家,还是处于工业化追赶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国内产业体系均与全球存在密切的联系。

  三是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利益。普遍认为,全世界从全球化受益最大的就是中国,在过去40多年里,中国通过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和排在世界前列的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大国。可以说,没有全球化和中国的开放,就不会有现在的中国。实际上,在此过程中中国的发展也广泛惠及世界各国,2019年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组委会发布的《跨国公司投资中国40年报告》显示,改革开放40年来,跨国公司几乎遍布中国各个地理区域和行业领域,中国成为跨国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地。据美国商务部BEA统计,截至2016年底,美国在华1657家企业,实现总销售额3453亿美元,实现净收入260.3亿美元。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美国企业在华投资收益率仍达到11.2%,较其全球投资收益率高出2.2个百分点。2019年苹果App Store收入达到5190亿美元,其中国市场销售占47%,波音在华营收占全球营收的13%,高通在华营收占其总营收的比重更是高达65%。当然,日、德等国也是较大的受益者,如2019年日本本田在华汽车销售量占其全球销量的近三分之一,德国大众在华销售占其全球销量的38%。李建军、李俊成(2019)通过构建全球化收益指数(GII),考察了世界主要国家1991—2015年的全球化收益情况,发现在样本考察期内,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带来了持续、稳定的正向收益,促进了全球经济福利水平的提升,并呈现上升势头。全球化受益最大的几个国家分别是荷兰、瑞士、韩国、美国、英国、中国、日本和法国。

  四是世界各国利益的多元化。各国战略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冷战”结束以来,虽然存在局部地区摩擦与冲突,但总体来看,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数国家把精力集中在发展经济上,军备竞争置于次要位置,并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和分歧,务实推进经济合作,开展自由贸易,形成了多极化利益格局。如欧盟力推经济一体化并强化外交自主,作为整体提高在全球治理的影响力;俄罗斯力推欧亚经济联盟,强化同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的经贸合作,巩固其传统地缘经济圈;东盟国家也在抱团发展,内部提高一体化水平,对外提升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中国奉行不结盟政策,本着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世界各国开展友好外交和深化经贸关系。当前,虽然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在多元化的利益格局下,开启“新冷战”受到诸多牵制,大多数经济体仍从自身利益出发将平等互惠、互利共赢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五是全球互联网的信息畅通。信息技术革命深刻改变了生产、消费以及政府和市场运行模式,数字成为新的生产要素。2019年,全球已有41亿人在使用互联网,互联网全球普及率从2005年的17%左右增加到2019年的53%以上。与此同时,数字化也在加速,据统计,2016年全球新增数据量达到16.1ZB,预计到2025年将再增长10倍达到163ZB。全球互联网提供了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数据跨境流动意味着信息、知识、创意的传播与共享加速,并带动人员、资金、货物等要素的流动,促进大多数产业变革,推动供应链、运营和商业模式创新,创造出新的世界经济蓝海。思科公司的数据分析表明,2015—2024年期间,跨境流动潜在的最低价值(包括增加收入和降低成本两个方面)估计达29.7万亿美元。信息技术革命决定着一国未来,数据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数据积累、数据加工、数据管理水平以及数据跨境流动效率将决定着一国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强弱。一国拒绝数据跨境流动,其政府不但会面对来自企业与民众的较大压力,而且将使国家孤立于世界网络体系之外,将错失新一轮技术革命产业变革机遇。

  六是排斥全球化并不能完全阻断传染疾病的扩散传播。不管政治如何仇视,国家如何对立,同处于地球村,面对传染疾病流行,人类就是命运共同体。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实现与世界的完全隔绝,鸟禽、动物、货物都能传播疾病,新型传染疾病暴发伊始往往都会被冠以“不明原因”,待患者出现病症、疾病确诊时往往已在世界多地发生。遑论在人员、货物频繁流动的今天,即使倒退至公元前5世纪,航海依靠自然风力和人力,交通极为不便,国家之间人员往来寥寥,尚称不上全球化,仍面临疾病远距离跨国传播的威胁和挑战。历史在两千多年前就已证明了“病毒无国界”,自我封闭对防疫的作用有限。

  这次新冠疫情发生在经济活动全球化、交通运输现代化的今天,即使在一些国家提前采取防控措施的情况下,仍未能遏制住疫情的泛滥,引发生产恐慌、消费恐慌、金融恐慌、治理恐慌……诸多恐慌相互交织、相互加强,人与人距离疏远,国与国之间相互防范,各国努力摆脱“战略安全领域”的对外依赖,加强相关产业的自给自足,并不断泛化安全概念和扩大敏感领域,部分供应链、产业链被硬性撕裂,全球化出现暂时倒退。但支持全球化的动机、动力仍然比较强劲,只要主要经济体保持基本战略理性,全球化的大势就不会逆转。

  越是处于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越应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我们坚持此优先原则,取得了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的巨大成功,面对未来,我们仍应坚持这一原则,主动塑造开放发展新格局、积极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国及时制定科学防控方案,采取有效管控措施,向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国家和地区组织通报疫情信息。诸多国家、国际组织、外资企业以及国际友好人士,以各种方式向中国提供了支持。

  我国遏制疫情取得进展后,向世界公布诊疗方案和防控方案,开设疫情防控网上知识中心,同各方分享防控和救治经验,尽己所能对外提供援助,已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5000万美元现汇援助,向32个国家派出34支医疗专家组,向150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提供283批抗疫援助。

  从3月15日至9月6日,我国总计出口口罩1515亿只、防护服14亿件、护目镜2.3亿个、呼吸机20.9万台、检测试剂盒4.7亿人份、红外测温仪8014万件,有力支持了全球疫情防控。并承诺在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其作为全球公共产品,提高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

  中国采取的抗疫行动赢得了广泛赞誉。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肺炎联合专家考察组认为,中国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在减缓疫情扩散蔓延、阻断病毒人际传播方面取得明显效果,避免或至少推迟了数十万新冠肺炎病例,也在保护国际社会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各国争取了宝贵的时间。该专家考察组外方组长、加拿大流行病学家布鲁斯·艾尔沃德说,中国为遏制新冠肺炎疫情所采取的措施,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具雄心、最敏锐和最严格的疾病防控措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表示,中国人民为尽量减轻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负面影响,实施严格的防控措施,以牺牲正常生活的方式为全人类做出了贡献,联合国对中国所做努力给予充分肯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新闻发言人格里·赖斯表示,中国采取强有力行动抗击新冠疫情,在抗疫过程中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学习。刚果(布)总理穆安巴评价,中国专家的到来恰逢其时,极大增强了刚果(布)的抗疫能力,进一步深化了两国卫生领域合作。

  另一方面,也存在对中国指责和抹黑的言论,炮制炒作“中国源头论”“中国隐瞒论”“中国责任论”等。如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帕斯卡尔·博尼法斯所长认为,中国人和动物混杂生活,而且有数以万计的民工不断流动,都有利于传染病的传播。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教授川岛真持相似观点,他认为,中国在近几十年里,高速公路、铁路、飞机等交通网络得到飞速发展,人员往来变得极为频繁,3亿富裕人群具备了到国外旅游的实力,中国又是全球性供应链的中心,因此新冠疫情暴发后,会瞬间蔓延到全世界。日生基础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三尾幸吉郎认为,中国早期阶段的疫情防控并不成功。

  中国是抗疫最早取得成功的国家之一,用1个多月的时间初步遏制疫情蔓延势头,用2个月左右的时间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内,用3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平息了武汉、湖北疫情,又有效地控制住了几场局部地区的聚集性感染,并未出现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暴发的情况。与此同时,实现了较好的“复工复产”,前三季度实现了GDP增速由负转正,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权威国际机构均看好2020年、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

  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加速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演进,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存在各种各样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与此同时,国际形势更加复杂严峻,风险和不确定性上升。我国应围绕新时代中国主要社会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促合作,着力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良性互动、互促互进的发展新格局,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积极塑造和平合作、公平公正、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秩序,推动全球化稳健前行。

  一是建立稳定可靠、精准高效的常态化疫情防控机制。短期看,当前疫情仍在全球蔓延,我国国内尚有局部零星暴发,疫情反复的风险依然存在,不可放松懈怠。在全面做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工作的同时,加强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民卫生保健意识,改善日常生活习惯,重视疫苗研发人才培育和加大医疗卫生领域研发投入,完善突发疫情发现甄别机制,重视防范生物安全风险,推进卫生体制机制改革,补上政府社会治理短板,全面提升公共卫生管理和危机处理能力。依托世界卫生组织、G20、“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沟通平台,呼吁建立全球疫情防控合作原则、规则、机制,增强联防联控能力,避免不必要的纠纷、摩擦和冲突。

  二是提升我国开放水平、增强我国开放韧性。要做到于变局中开新局、于危机中育新机,在不确定性的世界环境中增强确定性,内要强身健体,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开放透明、便捷高效、公平公正的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政策制度环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不断释放激发市场活力。发挥好政府作用,综合利用好各种新型开放平台、打造高地,优化自由贸易试验区空间布局,加大对外开放压力测试力度,鼓励各自贸试验区基于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差异化的负面清单和推出针对性改革举措。加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打造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开放新高地,塑造新时代自由贸易港发展典范;外要大力推进国际合作机制化建设,尽快启动参加CPTPP谈判,并以签署RCEP为抓手,加快构建高水平自贸区网络。内外结合全面改善我国营商环境,致力成为跨国公司的最佳投资目的地和运营地,致力成为联通内外的国际大市场,吸引汇聚全球高端资源,提升开放水平,提高发展质量,增进动态安全。

  三是积极参与WTO改革、坚决维护多边经贸体系。WTO是多边贸易的根基,维护基本的国际经贸秩序,对我开放发展起着托底作用。WTO具有较长的历史传统、比较完整的组织架构以及比较广泛的影响力。对WTO进行改革而不是另起炉灶是比较现实的路径,也是我国容易发挥影响力的多边平台。我国产业发展具备了较强竞争力,开放水平不断提升,管理体制机制趋于成熟,监管能力有了明显提升,可加强国内改革攻坚,努力适应高水平国规则要求,积极参与WTO改革,面向未来提出符合世界开放型经济发展需要、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中国方案,成为WTO坚定的拥护者和改革贡献者,排除阻力和干扰,巩固和完善全球化合作机制。

  四是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务实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提出的国际倡议及向世界提供的制度公共品,是新型合作机制,其覆盖国家数量多,合作内容丰富,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不但有利于拓展我国外部发展空间,还有利于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应做好国内顶层设计,促进“五通”协同,着力完善共商共建共享共赢合作机制,对接兼容国际规则,综合运用多方资源力量,增强风险防范化解能力,提升“一带一路”建设质量和效益,扎实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成功实践平台,以此为重点开拓我国对外合作共赢新局面。

  五是沉稳妥善处理中美摩擦、坚持推进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中美既是全球前两大经济体,又分别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美关系走向不但决定着两国发展前景,而且决定着世界经济体系的命运。中美和,则利两国、益天下;中美斗,则损两国、伤全球。两国应加强交流沟通和谈判磋商,尊重彼此底线利益和核心关切,平息舆论战,确立和平相处和公平竞争原则,存异求同管控分歧矛盾,务实扩大互利共赢合作,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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